华为迷航！中国人创新力如何被偷偷阉割？
神州日知 祗舍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一代、二代的年轻人缺乏创新能力，这也是我们国家今后发展的瓶颈。”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
自由交流和表达，创造一种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是拥有创新能力的前提；让一流的人才能够专心致志地去做一流的研究工作，这样才能激发创造力，诞生创造性的重大科学发现 。
如果那一天我们的领导们也意识到创新能力和自由平等有如此直接的联系，他们会不会让“猴子”们放出笼子呢？不会，他们宁可让“猴子”成为“吃食机器”，因为机器人比自由人容易管理。
浮躁的中国抵制不了日货。 如果想彻底抵制日货，中国只要加强自身实力，能够生产日本制造的所有产品就行。
现在该我们反思：为什么中国企业做不出原创性的、掌握核心技术的、高质量的产品？
攻入无人区，处于无人领；无既定规则，无人能跟随。
随着中国走过“学徒期”、“学习期”,迈向当师父、做老大、重创造的阶段，华为的迷航，也是中国企业，甚至每个中国人和整个国家的迷航。
一个人的核心竞争力是拥有创新能力，一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拥有核心竞争力，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是拥有核心竞争力。
世界日新月异，不是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注定要失败。
“不创新就等死”不只是个口号，而是至关重要的事实。创新是企业最有力的竞争优势。企业必须推陈出新，不断提出新的点子和想法。问题是，有这样创新能力的人吗？
当中国开始全面引领世界发展，中国企业开始全面引领世界发展时，跟随“四小龙”、学习欧风美雨，模仿东瀛日本，都过期了，失效了，失灵了。
中国人是否有创新能力？如果有，又是如何丧失的？在这个需要创新，却难有创新的年代，必须回答这两个问题，才能走上创新之路。
几十年前和几年前，李约瑟和钱学森都提出过类似的问题，称之为“李约瑟难题”和“钱学森之问”。鼎鼎大名的科学家能提出问题，自然也有自己的答案，但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在此，日知君班门弄斧都敢说，好在有巨人的肩膀可站。
当然，此处创新，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创新，而是重大基础科学的创新能力。
以此为标准，“四大发明”，当然不在其列；以此为标准，中国至今鲜有重大创新；以此为标准，中国人的确缺乏创新能力。
华为的发展，迫使其回到基础科学创新上来。华为突破迷航，需要基层科学层面的创新。这也是当前中国和中国企业面临的困境。
十几年前，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在一次演讲中谈到的：“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位英国先生跟我说，你们中国还没有自己训练成的第一流科学家。李济之先生也说过，科学在中国没有生根，我都有同感。其实，中国训练成的第二、三流科学家有几人？”（《九十初度说数学》）
甚至还有人断言，中国人的创新能力相对来说是在逐渐退步的。
以前，我们还能培养出一个陈景润，而现在连像陈景润这样的科学家也培养不出来了。
总之，中国人缺乏重大的创新能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基础科学方面，为什么。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了我们的科学创新呢？为什么中国人缺乏重大的科学创新能力？经济、政治、文化、教育、思维吗？
如果是经济原因，中国古代经济一直遥遥领先世界，当前中国经济也居世界老二了？为什么没有重大创新成就呢？
这说明，中国缺乏创新能力真正的原因并不在于技术和经济方面。
因此，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中国经济实力发展上去了，中国人的科学创新能力就一定会跟着提高，甚至超过西方的水平。
很可能会出现类似于日本的情况：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与科学知识上会不断缩小距离，但在重大科学创新能力（即科学核心竞争力）和科学思想上仍远远落后于西方。
形象地说，就是我们只能跟着人家跑，尽管有时也会追上他们，但是由于我们不会去探索新的方向，只能跟着人家开辟的方向跑，这样就会永远处于落后的地位，尽管也不至于落后太远，但在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落后感就很难克服掉。
西方近代科学一是源自古希腊哲学，产生了概念及假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数理分析之能力，这就是科学的方法论。
另一个来源是基督教精神，尤其是新教伦理要求每个人的灵魂直接面对上帝之教义，对西方科学家的精神人格是影响巨大的。
爱因斯坦说：在西方“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间找到一个没有自己的宗教感情的人”，正是这种宗教意识促使他们能够深入地去探索上帝创造世界的奥秘之所在，这就是进行科学探索的“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科学的宗教精神》）
默顿在谈到17世纪英国科学的发展时也指出：“总的来说，清教和禁欲主义新教教派，是作为一种在情感上首尾一贯的信仰、观点和行为的系统而出现的，这个系统对于激发科学上的持久兴趣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实用哲学与道德实践，在精神上不能深入进去，也就是说我们缺乏提出概念及假说的能力，而只是仅仅满足于描述经验上的关系，也就是孔子讲的“述而不作”；
近百年以来，中国一直都在向西方学习，总是热衷于繁琐地复述西方的理论体系，而鲜有人大胆提出自己的理论假设，即使提出来也是不很自信的。
这种精神上的难言之隐痛，以及面对未知世界时内心惶惶而无所寄托感，我们的感触是非常深刻的。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可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王国维的一段内心独白，淋漓尽致地揭示了这种矛盾的文化情结。
一句话，我们的文化基因里缺乏西方近代科学的理性精神、习惯及观念。
现代文明的核心就是科学，而这一点恰好是中国文化所缺陷的，而唯一能让西方人信服的只有科学，只有在他们最强大的地方超过他们，才能让他们由衷地尊重；只有我们在科学上取得重大成就时，西方人才会尊重我们，到那时他们才会来真正理解我们的文化，否则就只是欣赏，不可能进行平等对话。
而且，只有科学创新才能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中国人只有征服科学，中国文化才能征服世界。
所以，我们必须下最大的决心去推动中国科学的创新，最重要的就是要树立起我们的自信，克服自卑心理以及枉自尊大的弊病。
李约瑟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诞生近代科学，“这是因为中国与西方之间具有很不相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国官僚机构在其早期阶段有力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仅仅在其后期阶段，它才妨碍科学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妨碍出现像欧洲那样的突破。”（《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英文版序言）
现在国家对科学不能说不重视，亦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但却成效甚微，国家科学与技术一等奖已连年空缺，相反学术腐败却层出不穷，这进一步说明经济的发展并未提高我们科学创新的能力。
症结何在？关于在于制度。当前中国科学制度还存在着诸多弊端，特别是社会上对科学仍然抱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态度，根本阻碍了我们发扬真正的科学精神。
科学创新不是说只要给你钱和设备，然后就要求你做出成果来，而是要创造出一种气氛，鼓励很多聪明人来做，大家都能自由地交流和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就有可能激发出创造性的重大科学发现。
最主要的是要创造一种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让一流的人才能够专心致志地去做一流的研究工作。
我们不仅要重视科学，更重要的是要尊重科学。所以，科学研究不能单纯用行政手段去管理，当前科学制度需要进行改革，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推动思想创新。
而制度创新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再把意识形态问题介入到科学思想领域中来了。
同时，在体制内还难以产生科学创新的情况下，就应该多鼓励体制外的科学研究活动，支持民间资金投入这一领域，逐渐形成多元化的科学创新体系。
中国人缺乏科学思维的习惯和科学精神的传统，这是导致科学创新能力疲乏不振的根本原因。
从本质来说，科学是指运用逻辑—数学方法抽象构造起来的世界观。十多年前，杨振宁说了句“易经思维是导致中国没有出现科学的原因”，结果被国人以排山倒海之势臭骂了一顿，骂完了，气消了，这个问题却被遗忘了。
中国的先贤们不是不努力，他们只是缺了一样东西，那就是逻辑思维，他们几乎所有的说法都是“独断式发言”。
《论语》就是个典型例子。孔子说“克己复礼”，但是他自己连什么是“礼”都没说，后代人们所谈的“礼”竟然都是从《周礼》来的，而《周礼》本身却是西汉的伪作。
两千多年来，中国人以这个伪作为推理前提，一代代人反反复复背诵着伪言论断，还有比这更惨痛的历史教训吗？
有的，那就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个观念，死要面子活受罪！
西方科学求真，而中国哲学求真实，两者的趣味和气质差异很大。不同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学术传统，而传统的价值观是很难改变的，但只有在传统的基础上才能来进行创新。
中国人只相信自己的经验，而不相信抽象的东西。所以，尽管我们非常佩服西方科学的精确性，但内心深处仍不相信这些东西是真实的。
近代中国，最初是被迫接受西方科学的，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者其实一直在接受西方的科学观念与固守自己的学术传统之间犹豫徘徊。
所以，在中国本土很难产生像西方意义上的那种科学大师，因为即使产生了也很难获得普遍的承认。
对科学的理解是比科学本身更基本的东西，如果科学精神还没有被中国文化所完全融解吸摄，那么在中国就很难产生适合科学繁荣的土壤及环境。
我们享受过去，别人展望未来！怀旧思维很是占据着我们的大脑。一个向后看，一个向前看，差异可想而知。
从文艺复兴开始，世界几乎就是西方在主宰。现在，美国是名副其实的强国，而曾经的文明古国现在却靠边站了，越年轻的国家生命力越强。
在西方，希腊历史最久，但它是欧盟第一个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成为欧猪四国之一，严重拖欧盟的后腿，而中国人没有创新能力跟希腊有点类似。
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我们是文明古国，有着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听起来热血沸腾，其实严重制约了我们的发展，可以称为是“文化累赘”。
正因为我们有着辉煌的过去，我们成为文化上的“富二代”。我们往往会回忆过去，我们的电视去都是宫廷剧，古代神话的居多。而美国的往往是什么太空，当下的奋斗史。
我们有着古老的文明，所以，我们很难接受外来文化的，整个社会的阶层的思想也固化。没有探索和冒险的精神，认为世界被我们的祖先就发挥到极致了，就像“王思聪”认为王健林永远是首富一样了。
两个学生穿越沙漠，其中一个死了，有人就说，没事瞎折腾。做什么事情都是有风险的，如果一个民族冒险精神都没有。只有被别人宰杀。
我们喜欢现实的东西，一方面扼杀了我们的想象，另一方面，按揭也是负担。国外可能大学毕业就去旅游，这过程他们可能发现新的东西，几年后可以有自己的发明和事业。
我们天天焦虑还款，天天奔波生活，如何有创新？
现在的考试就是古时候科举的延续。而失去了探索世界和冒险的精神，法拉第，爱迪生都没有经过正规学校学习，但是他们更懂得世界，所以，我们发明罗盘后用来看风水，别人用来航海，最后发现了美洲大陆。孕育了今天强大的美国。
如果那一天我们的领导们也意识到创新能力和自由平等有如此直接的联系，他们会不会让“猴子”们放出笼子呢？不会，他们宁可让“猴子”成为“吃食机器”，因为机器人比自由人容易管理。
钱学森之问强调的是 “为何中国人的科学大师都是外国培养出来的”。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出，中国人并不是天生下来、一概就没有创新能力？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也是中国出生、外国受教育。所以，教育也是个问题。
小孩子满脑子新鲜想法。但一开始上学便失去了探索、冒险和实验的自由。
我们在童年被教导通过考试的技巧，我们学会达到教师的要求，到我们进入职场的时候，我们已经不知不觉的只会服从。
我们花很多时间开会，讨论如何打破常规思考问题，但我们事实上甚少能够跳出框框。
学校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促进创新能力，这是让人感到遗憾的事实。
对需要打卡和站在生产线上的工厂工人来说，这个制度是有效的。
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由搜索引擎驱动的世界，这制度已经不适用了。我们迫切需要在学校教导如何创新。
我认为，许多发明都来自硅谷的一个原因，是那里的员工有许多“漏网之鱼”。他们还有年轻人的傲慢，敢于挑战和冒险的精神，也不理会别人的想法。
正如苹果公司的旧广告词所说：“致那些离经叛道者！”我们需要更多敢于打破规则和屠宰圣牛的人。
中国教育的弊端是从中小学，甚至幼儿园时就埋下了，问题只是到大学、研究生时才反映出来。我们的创新教育应从幼儿园抓起！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布鲁姆总结了有关的研究资源，得出结论，如果以一个人17岁时的智能作为100%的话，那么，1岁时的智能发展完成了20%，4岁时就达到了智能的一半，即50%，8岁时则完成了80%，13岁时，已经到了92%。由此可以看出，人的智能的发展主要是在学龄前完成的。因此，就发展而言，在人的一生中，幼儿期的智能发展最快，是人智能发展的关键期。
如果在这个时期开发智力，其效果是事半功倍的，错过这个时期则会事倍功半，甚至会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缺陷。
“狼孩就是个典型的例子，错过了关键期，就无法挽回人类应该具有的正常智力。”
其实，人人都具有创新的潜能，创新的萌芽很小就会有所表现，这需要特殊的关注和培养。如果不能在关键期抓住培养环节，这种能力就会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退化掉。
美国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勒德曼说，科学家是有好奇心的人。另一位科学家哥培尼克博士说，科学家只是长大了的孩子。
由此可见，保有儿时的好奇心是保持创新能力的一个诀窍。布鲁斯•阿尔伯兹在记述他自己的成长时说：“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所获得的最有意义的教育经历全都与我致力于应对那些激起我兴趣和主动投入的挑战有关。”
可是，“我们的家长和老师都太过于限制孩子的好奇探索，总是拘泥于所谓的行为‘得体、衣着干净整洁这些小节，而将孩童那份宝贵的好奇心扼杀了！
我们的教育有太多的框框！而这些框框又有太多成人的、不科学的限定，但恰恰缺少培养孩子，如何从天马行空的想象变为科学严谨研究的能力。
朱时清认为，中国的教育追求学生知识的系统性、完整性，这样导致学生要上的课程越来越多，学习的压力越来越大，根本不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更谈不上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
正是我国学科教育上的“系统”的分科学习，让我们的孩子缺少了综合解决问题的训练，导致了创新能力的薄弱。而能够打通各学科界限，提高综合解决问题能力的科学课在我国并没有受到重视。
这种状况严重阻碍了学生综合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直接造成学生重视动脑、轻视动手、不知如何做研究的后果。”
注重“双基”的科学课程观是很不全面的，科学教育的主要目标应当是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而不是一味地追求科学知识的获得。
这种做法的后果造成，尽管我国中小学用于科学教育的时间投入比许多发达国家学校多，而在对现代科学知识的了解方面，从整体来说我国公众却比发达国家公众少，而且具备科学素养的中国公众比美国公众少得多。
我国的教育历来重视对知识的传授，而忽视对创造能力的培养。我们的学生都很能考试，但在真正的实际工作中却没有竞争力。
真正的现代教育不是靠背书本，而是要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倡导“创新、求实、献身”的科学精神。
英国科学教育学者勒温早在上世纪80年代经过考察就指出：“中国学校的科学课程有以下特点：l.分科教学，注重物质科学。2.学生的实际活动少，注重内容而忽视过程技能，教材的理论性强而不注重应用。”
而到了1996年，美国学者迈耶在与我国科学教育学者合作的一篇论文里写道：“勒温的研究将近10年以后，中国的情况在大多数方面依然如故。”
现在又过了10年，我们状况如何了呢？似乎依然不容乐观！
创新又何其艰难矣！非科学坚毅卓绝不可。